科技創新實踐是關于科技的哲學反思的思想之源。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的歷史表明，哪里是科技創新的中心，哪里就能孕育出關于科技的新哲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開創了資本主義時代科技的社會批判傳統，韋伯、盧卡奇及法蘭克福學派等德國傳統思想家于20世紀早期發展出系統的技術批判理論，科技哲學和科學社會學在二戰之后得到蓬勃發展，其社會歷史根源都在于此。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中國日益成為世界科技創新的參與者和引領者，我們亟須構建一種中國形態的建設性科技批判理論，以回應這個偉大的科技變革時代。

新使命已經落在中國身上

對科技的創新性哲學反思，自然少不了哲學家頭腦中的靈光一現，但其本質卻是，于適宜土壤中的自然孕育與茁壯生長。面對橫空出世的科技創新實踐，人們不免會感到突兀，卻不知新的歷史使命早已扎根，后續令人驚艷的破土而出不過是歷史必然的壯麗日出。

新使命扎根中國，是因為中國已成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廣闊而深厚的沃土。科技創新的思想萌動與實踐成功在空間上并非總是一致的，例如地理大發現的理念最早出現于意大利，最終卻是由西班牙的艦船完成驗證的。就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而言，中國雖非首倡之地，但卻是最受世人看好的引領之鄉：擁有重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戰略，以新型舉國體制推動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斷提升，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快速突破，并跑領跑領域日益增多；擁有清晰連貫的產業政策，大力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迅速實現集群發展和規模化發展；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高效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及向新質生產力轉化；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戰略統籌實施機制，有力促進科技自主創新和人才自主培養良性互動，超常規、大規模培養各類拔尖創新人才。

新使命扎根中國，就在于中國是科技以人為本的堅定捍衛者和踐行者。現代科技主要發源于并長期活躍拓展于西方，此前對科技的哲學反思因此主要由西方思想家承擔。面對科技發展帶來的奇跡與災難、繁榮與貧困、福祉與奴役，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思想家們經過長期艱難探索最終凝聚起基本共識：科技是工具，人才是目的；科技發展應有利于人的自由與發展、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人類的和平與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相反。這些共識在聯合國的系列文件中得到明確體現，成為現代科技文明的基石。然而令世人始料不及的是，今天的西方高科技企業為了利潤最大化，不惜遏制開放共享甚至主動參與筑墻設壘，西方國家為了維護其領先地位，大搞技術霸權主義，小院高墻、脫鉤斷鏈，無所不用其極。與此相反，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科技強國建設，既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目標，也始終以增進人民福祉、促進國家發展、推動國際合作、造福人類社會為追求，堅定站在現代科技創新的道義制高點上，成為科技文明的捍衛者與踐行者、對科技進行新哲學反思的當然承擔者。

　彰顯科技批判理論的建設性

西方的科技批判理論傳統都具有鮮明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具體表現為激烈的對抗與沖突，而中國形態的哲學反思則具有平和的建設性特質。

建設性的彰顯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工具性的，問題在于科技存在其間的社會及掌握科技權力的主體。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借助科技實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革命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同時，他們深刻揭示了，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質決定了資本必然會千方百計地利用和占有科技，將科技轉化為專屬于資本的統治權力，使科技成為統治工人及社會大眾的異己力量。源于西方的既有科技批判理論傳統為什么主要以批判性和否定性形象示人？究其原因，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看來，科技異化與科技霸權的根源深植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因而其理論旨趣必然集中于對這一制度的揭露與批判。然而，非馬克思主義傳統，或未能認識到、或有意回避將資本主義制度視為問題根源，故其理論選擇往往停留于對科技異化與科技霸權等現象層面的剖析，冀望以此促使資本主義制度實現某種程度的自我調整與反思。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由科技發展所導致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屬于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能夠通過改革和以團結為目標的對話加以和平解決。因此，中國的科技批判理論不再需要用暴風驟雨式的激烈言辭強化自己的存在，可以也應當用和風細雨式的建設性話語表達自己的批判性認識。

建設性的彰顯源于中國科技創新價值追求的正義性。科技批判理論為什么會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迅速成長成熟并長期保持強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科技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后，原本融合一體的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人文共同體和科技共同體出現分離、分裂乃至對立，西方科技發展出現背離人類文明價值取向的可怖動向，哲學家們不得不大聲疾呼，以期喚醒“鐵籠”里的大眾。但就像康德慨嘆的那樣，彎曲的木頭怎么可能造出筆直的東西？資本主義社會中西方科技創新的主導價值取向只能是扭曲的：只要發現有利可圖，高科技企業就會斷然拋棄為公共利益服務的理想，轉而以盈利為目標，一旦實力具備就會加劇對大眾的控制；曾經極力鼓吹科學無國界、開放共享是未來的西方國家，一旦發現自己的壟斷地位難以為繼，就會撕下虛偽的面具，開歷史的倒車，用技術霸權主義遏制后來居上的競爭者。中國的科技創新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當前階段的最生動表達就是“堅持‘四個面向’的戰略導向”，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這種價值取向的指引下，科技的發展、個人的發展、國家的發展、人類的發展得到有機統一。

建設性的彰顯源于中國科技批判理論社會功能發揮的有效性。在科技話語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社會語境中，人文學術共同體的聲音往往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科技批判理論因其對資本邏輯的質疑立場，在話語傳播層面時常面臨一定壓力。為此，這些理論流派往往需要采取較為鮮明的批判性表達策略，甚至以具有一定挑戰性的理論形態來爭取社會關注。在特定條件下，這種表達方式不僅是其爭取基本學術生存空間的需要，也是其試圖發揮社會影響、實現理論價值的重要途徑。中國的科技批判理論不存在這種窘境。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擁有“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協商民主傳統，重視通過不同社會群體的協商達成共識，以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科技批判理論的理性思考擁有合法暢通的表達渠道，注重“發揮專家學者、智庫機構積極作用，使吸納民意、匯集民智更加機制化常態化”。

發展建設性科技批判理論的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今天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擔負起發展中國形態的建設性科技批判理論的歷史使命。

一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發展出系統的科技批判理論，但他們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使人們科學把握科技的哲學本質、社會功能、科技異化及其揚棄等成為可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首先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立場，在社會結構整體及其歷史變遷中認識科技，警惕、拒斥對科技創新及其社會功能、歷史作用的神秘主義或形而上學理解。其次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歷史潮流前進的主流中、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上，理解、審思科技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警惕、拒斥各種利益綁架。再次要堅持學以致用的理論立場，既能回答怎么看，又能解答怎么辦，發展建設性的批判理論，杜絕為批判而批判。最后要堅持包容并蓄的學術立場，充分吸收各種既有科技批判理論傳統及中國傳統哲學的合理成果與智慧啟迪，自信自主地開展理論建構。

二是堅持研究中國問題。理論就像船尾的燈，只照亮自己駛過的航道。西方既有科技批判理論都是通過對周遭科技創新活動的觀察、研究和反思發展起來的。過去，我們的船跟在西方的船后面，關注西方的問題、西方的理論，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今天，我們的船已經和西方的船并駕齊驅，開始探索全新的航道。只要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關注中國本土的科技創新實踐，觀察、分析、思考它們的運用帶來的科技問題、社會問題，進而給出適合中國國情的解決方案，中國形態的建設性科技批判理論就會脫穎而出。它將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三是堅持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列寧指出，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令世界震撼的偉大成就，離不開將科技視為第一生產力，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不斷用先進科技改造和提高國民經濟，推動生產力實現跨越式發展。中國的科技批判理論不能落入為批判而批判、為否定而否定的窠臼，必須牢固樹立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理念，堅定批判的目的是更好、更合乎目的性地推動科技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張亮，系南京大學認知與社會研究中心、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