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是鄉村全面振興的綠色根基。當前，鄉村生態治理仍面臨治理系統性與協同性不足、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難以兼顧、長效管護與可持續投入機制不健全、治理體系“韌性”有待加強等問題。為此，需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系統觀念，統籌保護與發展、協調自然與人工、融合生態與產業、結合市場與政府、聯結制度與民心，從而順利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

關鍵詞:鄉村全面振興  生態保護修復  和美鄉村  系統治理

【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鄉村全面振興，必然是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的振興。在這幅宏大圖景中，生態振興既是底色，亦是關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以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為保障，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筑牢生態安全屏障，增強綠色發展動能。”[1]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推進農業農村污染防治攻堅，強化農業面源污染突出區域系統治理”。[2]“十五五”時期是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當下距離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有不到十年時間，在這一重要時期，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不僅承載著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筑牢國家發展基石、深化農村改革、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重大命題。

過去一段時期，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下，以及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的浪潮中，鄉村逐漸積累起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鄉村治理取得歷史性成就，但鄉村生態環境問題仍然是美麗中國畫卷中亟待補強的“薄弱一筆”。對此，需要以系統觀念統領全局，以整體思維謀劃未來，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突破鄉村發展的生態瓶頸，喚醒鄉村內在活力，鋪就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振興之路。

當前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成效、特征與挑戰

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絕非簡單的環境整治工程，而是一場涉及發展理念、空間格局、治理體系與價值實現的深刻變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鄉村生態保護修復取得歷史性成就，但深層次矛盾與短板依然存在。

鄉村生態保護修復成效顯著。鄉村地域廣闊，是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主體構成，其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態要素的健康狀況，直接關系到國家生態安全大局。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生態保護修復工作，鄉村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成效顯著。一是重點領域治理取得突破性進展。隨著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行動深入推進，一系列“老大難”問題得到有效解決。截至2025年底，全國5042條較大面積農村黑臭水體治理率達到98%以上，實現基本消除；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過51%，較“十三五”時期末翻了一番。[3]化肥農藥減量增效、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秸稈綜合利用等行動持續推進，農業面源污染加劇趨勢得到初步扭轉。二是系統性修復工程示范效應凸顯。以“山水工程”、“雙重”工程、“三北”工程等國家級重大生態工程為載體，一體化治理理念落地生根。例如，江西銅鼓縣對廢棄礦山采取“土地整治+生態覆綠”的綜合修復，根據“宜林則林、宜園則園、宜耕則耕”原則，一方面，實施邊坡加固，消除安全隱患；另一方面，把土地平整好，讓它們重新具備生產能力，復墾出優質耕地，發展特色種植，植被覆蓋率從不足10%提升至75%以上。三是多主體參與格局初步形成。政府主導下，企業、社會組織、農民等主體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例如，山東東營市創新“百社結百村”行動，引導100家社會組織結對103個重點村，通過技術導入、產業鏈重構、社區服務，在鹽堿地改良和產業振興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體現出鄉村生態治理正從“單打獨斗”向“協同作戰”轉變。

鄉村生態問題呈現出復合性與系統性特征。一方面，點源、面源污染交織。工礦企業轉移污染、規模化養殖排放、生活垃圾與污水隨意處置等點源問題，與化肥農藥過度使用、農膜秸稈處理不當等面源污染相互疊加，導致部分區域水體、土壤承載力逼近極限。另一方面，歷史欠賬與現實發展壓力并存。歷史遺留的礦山塌陷、水土流失、石漠化等問題尚未完全解決，而鄉村旅游開發、新產業布局又可能帶來新的生態風險。碎片化治理模式往往治標不治本，甚至可能造成“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困境。一體化推進，旨在通過系統診斷、協同施治，從根本上扭轉生態退化趨勢，為鄉村永續發展提供環境容量和資源支撐。

鄉村生態環境保護修護面臨的挑戰。治理的系統性與協同性不足。碎片化治理慣性依然存在。水、土、氣、生等不同生態要素的管理分屬不同部門，流域上下游、行政區交界處的協同治理機制不暢。如一些流域存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未覆蓋、協同機制待強化的問題；有的地方的治理仍停留在單點污染治理，未能從流域或區域生態系統整體進行規劃。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較為突出。尤其在有的傳統農區、資源枯竭型地區，產業結構轉型緩慢。有的地方傳統產業綠色改造滯后，新興綠色產業引入不足，生態價值實現路徑單一，過度依賴傳統農業和初級旅游，導致“生態優勢”難以高效轉化為“經濟優勢”。有的經濟欠發達地區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長效管護與可持續投入機制不健全，“重建設、輕管理”現象仍存在。有的地區農村污水治理設施、垃圾收運體系等建成后，仍面臨專業運維資金短缺、技術力量薄弱、管護責任不清等難題，影響設施長期穩定運行；有的地區生態修復項目缺乏后期產業培育和市場化運營設計，可能陷入“修復—退化—再修復”的循環。此外，資金投入過度依賴財政，社會資本、金融工具參與不足，也是部分地區面臨的挑戰。[4]治理體系“韌性”有待加強。當前鄉村環境治理體系仍存在“脆弱性”，表現為資源投入不足、基層治理能力薄弱、農民主體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有的地方政策執行簡單化、“一刀切”，如早期的秸稈禁燒。治理過程中，農民由于信息、能力、渠道所限，往往成為被動接受者，而非積極參與者、監督者。

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的關鍵領域和重點任務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面向“十五五”及更長時期，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需要圍繞“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全要素”的“四全原則”，聚焦關鍵領域，實施一系列關鍵重點任務，構建起保護與修復并重、自然恢復與人工修復相結合、治標與治本相統一的治理格局。

以流域和區域為單元，實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修復。這是打破要素分割、實現一體化治理的物理基礎，需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堅持自然恢復為主、自然恢復與人工修復相結合。[5]開展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與生態修復。對歷史遺留礦山、退化林地、污染地塊等進行系統性治理。例如，江西宜春銅鼓縣，通過邊坡加固、土地平整、植被重建，使礦山“重生”。推進流域水生態綜合治理。以小流域為單元，統籌推進水源地保護、河道治理、生態緩沖帶修復、水系連通等工作。例如，廣西南寧馬山縣，堅持生態保護與修復工作穩步推進，通過加強姑娘江等重點流域生態保護，開展河道清淤、生態護岸建設等工作，確保姑娘江水質穩定達到三類水質標準。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生態修復規劃，加強對珍稀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的保護、監測與修復，探索建立生物多樣性體驗地，推動保護與科普、研學相結合。

以人居環境整治為抓手，深化農業與農村污染協同防治。這是解決群眾身邊突出環境問題、提升生活品質的重要舉措，需從“控源截污”和“資源化利用”兩端發力。一方面，精準治理農村生活污水垃圾。摒棄“一刀切”，推廣“一村一策”。對人口集中區域，推進管網建設與集中處理；對分散村落，采用人工濕地、生態塘等低成本、易維護的分布式處理模式。健全“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垃圾處置體系，大力推廣垃圾分類。另一方面，科學防控農業面源污染。持續推進化肥農藥減量增效，推廣有機肥和綠色防控技術。加強畜禽養殖污染治理，推進糞污資源化、能源化利用。創新秸稈禁燒與利用政策，在劃定禁燒區的同時，拓展肥料化、飼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原料化“五化”利用渠道，提升綜合利用率。實施中醫農業生態種養體系，用中醫農業生態投入品替代化學投入品，在控制成本、增加產量、提高品質的前提下，從源頭上解決農業面源污染。建立完善的廢棄農膜、農藥包裝物回收處理體系，防止二次污染。

以綠色低碳為導向，推動鄉村產業生態化轉型。一體化推進生態修復的最終目的，不僅在于恢復生態功能，更在于將修復后的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發展優勢，這是實現生態經濟良性循環的長久之計。重點任務是構建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的鄉村經濟體系。首先，嚴格產業準入與空間管控。落實“三線一單”（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生態環境分區管控要求，建立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嚴防污染向農村轉移。對現有傳統產業實施環保整治提升和清潔化改造。其次，培育壯大生態特色產業。依托優良生態和修復成果，大力發展生態農業、林下經濟、康養旅游、休閑觀光、科普研學等新業態。推動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打造區域公共品牌，提升生態產品附加值。可通過“生態修復+生態產業”的融合發展模式來實現。例如，河北邯鄲復興區將廢棄礦坑和“散亂污”企業清騰土地，轉變為滑雪場、游園和特色農場，實現從“工業傷疤”到“金山銀山”的蛻變。再次，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一體化推進，意味著在規劃修復之初，就同步考慮后續的產業植入與價值實現路徑。推廣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并嘗試將其納入政府考核。探索“兩山合作社”等生態資產運營平臺，對碎片化生態資源進行收儲、整合、提升和市場化交易，積極參與林業碳匯等生態權益交易。通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品牌打造（如地方公益品牌，“中醫農業”等特色生態品牌）、文旅康養融合等舉措，讓修復后的綠水青山真正成為促進農民穩定增收、壯大集體經濟、吸引人才回鄉的“綠色銀行”。

把握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的總體思路

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必須堅持系統思維，創新實施模式，形成清晰、可操作的實施路徑。

堅持規劃引領與片區化推進。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要求我們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出發，要求治理思維從“末端治理”轉向“全鏈條管理”，從“要素分割”轉向“系統整合”，超越單一要素、單一部門的局限，統籌考慮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流域上下游，進行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全要素的保護與修復，從而筑牢國家生態安全的鄉村基石。突破行政村界，按照“地緣相鄰、產業相關、資源互補”原則，科學劃定不同功能的生態經濟片區（如康養片區、文旅片區、農業片區），編制片區一體化發展規劃。規劃需統籌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實現“多規合一”。在片區內，統一布局重大生態工程、基礎設施網絡和特色產業，避免同質化競爭和重復建設，實現基礎設施共建共享、生態環境聯保聯治、產業發展優勢互補，從“點上盆景”打造“全域風景”。

強化科技賦能與智慧監管。將生態科技與數字化、智能化貫穿于一體化修復全過程。構建“空天地”一體化的鄉村生態環境監測網絡，運用衛星遙感、無人機、傳感器等手段，對水土氣、污染源、生態狀況進行實時監控和動態評估。建設縣級“生態環境數字治理平臺”，打通各部門數據壁壘，實現污染溯源、風險預警、執法調度“一張圖”管理。同時，利用數字平臺降低公眾參與門檻，開通環境問題舉報、治理效果評價、環保知識普及等互動功能，構建“智慧治理”新范式。

創新投融資與長效運營機制。可通過建立“政府主導、企業社會參與、市場化運作”的多主體投入機制，破解資金瓶頸。對此，可在保障財政資金穩定增長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四種投入模式。一是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EOD）模式。將公益性較強的生態修復項目與關聯的產業開發項目“肥瘦搭配”，一體化實施，用產業收益反哺生態投入。二是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此模式更適合在污水處理、垃圾處置等有穩定收益的領域規范推廣。三是生態補償與權益交易。深化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探索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林業碳匯等交易，讓保護者、修復者獲得合理回報。四是設立鄉村生態振興基金。引導金融資本、社會資本共同參與生態保護修復。

構建一體化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聯動機制

鄉村生態保護修復的成功，依賴于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及構建政府主導、社區負責、社會組織和群團組織協同、農村居民實質參與的鄉村生態環境多主體協同治理格局。對此，需要清晰界定各方職責，設計有效的聯動機制。

政府：主導者與規則制定者。主要職責是制定戰略規劃、法律法規與標準，提供財政資金與政策激勵，履行監管執法職責，協調各方資源、推動重大工程建設。與之相關的關鍵機制包括縱向貫通、橫向協同的工作機制（如河/林長制），跨部門聯席會議與聯合執法，“四單六定”（“四單”是指目標清單、問題清單、任務清單、責任清單，“六定”是指定人、定責、定目標、定時間、定任務、定獎懲）的精細化責任分解與考核機制。

村集體與農戶：所有者、參與者與受益主體。主要職責是落實宅基地、承包地管理責任，參與治理決策與實施，維護房前屋后環境，監督污染行為，發展生態農業。與之相關的關鍵機制有村民議事會、環保公約等自治機制，以工代賑、公益崗位等參與式實施機制，生態積分、綠色賬戶等激勵制度。

企業：市場化實施者與產業帶動者。主要職責是參與生態修復工程項目，投資運營環保設施，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發展生態產業、創造就業。與之相關的關鍵機制有環保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等合作模式，綠色信貸、稅收優惠等政策引導，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與信息披露制度。

社會組織與合作社：專業服務提供者與社區紐帶。主要職責是提供技術咨詢、社區動員、公益服務，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組織小農戶對接市場，培育社區環保力量。與之相關的關鍵機制有“百社結百村”等結對幫扶機制，政府購買服務清單與平臺，“五社聯動”（社區、社工、社會組織、社區慈善資源、志愿者）社區治理機制。

科研機構：技術研發與智力支撐者。主要職責是開展關鍵技術攻關，編制地方性技術指南，提供監測評估與規劃咨詢服務，培養基層技術人才。與之相關的關鍵機制有“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專家顧問團駐村指導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獎勵機制。

多主體協同推進鄉村生態保護修復的關鍵，在于聯動機制的“賦能”與“聯結”。一是賦能基層與農民。通過權力下放、資金傾斜、技術培訓，增強鄉鎮和村級的治理能力與資源統籌能力，真正將農民“請回來”，使其成為治理的主動參與者而非被動接受者。二是搭建跨界協作平臺。建立縣鄉層級的“鄉村振興社會組織聯席機制”或“生態振興工作專班”，定期協商，搭建“政府+企業+專家+村集體”協作平臺，整合資源，解決跨領域問題。三是健全監督與反饋回路。綜合利用暗訪核查、遙感監測、群眾滿意度調查等方式，形成“問題發現—移交—整改—核實”的閉環。暢通群眾監督舉報渠道，將民意作為評價治理成效的最終標準。

展望未來，唯有持續深化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認識，將一體化修復的理念深植于鄉村建設每一環節，不斷健全具有韌性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才能讓廣袤的鄉村大地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優美，才能讓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從藍圖變為現實，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生態基石。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人民日報》，2026年3月14日，第1版。

[2]《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錨定農業農村現代化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26年2月3日。

[3]《12月例行新聞發布會答問實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網站，2025年12月27日。

[4]譚榮：《以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助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人民論壇》，2025年第1期，第28—31頁。

[5]《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人民日報》，2026年3月16日，第1版。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