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兩宋時期，文官士大夫群體對人生價值與理想的認知，愈益趨向積極和深刻。他們堅守立德、立功、立言的目標，不僅自覺秉持與踐行儒家先賢主張的修身正心理念，而且大力倡導和貫徹積極進取的從政精神，講求忠君愛國，為公利民，盡己之責，努力做事，勇于擔當，追求人生的遠大理想，實現自我真正價值。此外，文官士大夫們在從政中積累經驗教訓，逐漸形成一些正面的為官箴言理論，部分名臣更成為當時及后代的光輝典范。

【關鍵詞】宋代 士大夫 為官從政 擔當精神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兩宋時期，文官士大夫群體在較長時間內扮演政治中堅的角色。士大夫官員從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文化培養，大多經由科舉制度被選拔出來。部分士大夫力主實現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標，在從政為官后，不僅自覺秉持與踐行儒家先賢提倡的修身正心理念，而且大力倡導與貫徹積極進取的從政精神，講求忠君愛國，為公利民，盡己之責，敢于擔當，努力做事，追求人生的遠大理想，實現自我真正價值，部分名臣更成為當時及后代從政為官的光輝典范。文官士大夫們在從政中逐漸積累經驗教訓，并形成一些積極正面的箴言，其間閃耀的智慧光芒，歷久彌新，值得深入挖掘。

文官士大夫對人生價值與理想的積極認知

傳統儒家思想對個人處世品德和生命價值，以及與國家社會等關系問題，都有許多積極的思考和認識。這些在《禮記·大學》中得到升華總結，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認為只要自我心意真誠純正，道德完善，一家親族關系和睦，即能實現國家與天下治理太平的目標。兩宋時期，儒家實現個體自我價值的傳統觀念獲得新發展，其認知群體更加擴大，解讀內涵也愈益豐富深化，大體表現在眾多儒士對人生價值與理想的積極認知方面。

宋代許多文官士大夫對人生價值和理想的認知，更加趨向積極和深刻。人生在處世，起點為修身，處世必做事，正心是根本。南宋朱熹認為，正心、誠意、致知、格物，“此四者成就那修身。修身推出，做許多事。”①一些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官員終身以儒家文化自持，正心修身，從政為官，甚至部分學養深厚之人開宗立派，講經傳道，影響一大批追隨者與后世子孫。譬如，關學大師張載提出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理想豪邁，胸懷大氣，凜然磅礴，成為傳統士大夫的精神信仰與價值坐標。邵雍《安分吟》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德無盡利，善無近名。”主張道德修養與善行需超越功利，自內心生發，不刻意而為。

宋代眾多士大夫官員懷有樸素的天下國家意識，表現出深沉的憂國憂民情懷。當然，古代文士的天下國家理想往往與忠君觀念融為一體。范仲淹《岳陽樓記》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序》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無不明確體現出為官立朝，必以國事為重的內在精神。蘇洵在《管仲論》中提出：“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后來，王安石倡導變法，也與其個人濃烈的家國情懷緊密相關。他在《上人書》中說：“且自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在《答司馬諫議書》中，他又憂心忡忡地對司馬光提及當時不良社會風氣，“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所以，他才勇于自任，試圖努力革除衰弊，在宋神宗朝果決地倡導與推動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

文官士大夫奮發進取的從政精神與實踐

對于儒家傳統的修身正心之道，宋代眾多文官士大夫認知深刻，并推動運用，弘揚踐行。一些士大夫不僅是學者，而且是政府官員。他們做學問講求“通經致用”，作文主張“中于時病而不為空言”②，“言必中當世之過”③。為官從政以天下為己任，明確主張與倡導人生使命和擔當精神。部分士大夫自覺秉持與踐行儒家先賢提出的修身正心理念規范，入仕后大力傳播并切實貫徹這種積極進取的從政精神，孜孜矻矻，奮發有為，顯現出高度的責任感與責任意識。他們對這種修身正心之道的實踐和推動，主要體現在治家、交游與工作三個方面。

文官士大夫們嚴于律己，嚴格治家，以儒家道德理念引導教育，規勸宗族子弟重德養性，端正品行，生活簡樸，廉潔自律。北宋前期，在《樂善錄》中，官至宰執的李昌齡曾告誡子弟，生活中需警惕“三失”，即貪圖物質享受、不誦讀經史與交往無學之友，而鼓勵和教育其“能甘淡泊而務學問，近有德而遠下流，則所知者圣賢之道，所聞者正大之言，所交者正大之士，所行者向上之事”?！端问?middot;杜衍傳》載宋仁宗朝名臣杜衍，為官“清介不殖私產”，致仕后也不貪圖享樂，給家人樹以榜樣，“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甚至過世前，“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冢以葬”。范仲淹嚴格要求家人，富貴后俸祿豐厚，但全家仍生活簡樸，“諸子至易衣而出”，也不介意。④他一度將所得悉數捐出，購買田產，創立義莊，周濟宗族，但卻訂立嚴規，如“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⑤包拯強調從政要清正廉潔，在所定《家訓》中明言：“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給兒子寫道：“儉則寡欲”“侈則多欲”。寡欲可以直道而行，遠罪豐家；多欲則枉道速禍，敗家喪身。奢侈放縱的品性極容易滋生更多貪念和欲望，很可能給家族帶來禍殃，將影響后世的興盛繁榮。

一些文臣士大夫不僅個人堅持立德修身，而且更注重其素養形成的示范效應，盡可能擴大個人活動的社會影響。尋求同道，與朋共勉。例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動情呼喚：“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勉勵好友被貶官的滕子京，不懼仕途挫折，堅守理想信念，努力實現人生遠大抱負。王安石也曾作文《同學一首別子固》寄予曾鞏，以志向高遠“學圣人”勸勵，“以相警，且相慰云。”蘇軾《六一居士集序》所謂，在范仲淹等人的倡導與精神感召下，“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在眾多文臣士大夫的熱心推動下，當時宋朝政壇逐漸形成一股陽光剛勁的潮流。

當時，一些文官士大夫積極學習處理政務的經驗方法，力圖在位謀政，為國利民，盡己之責。蘇軾《戲子由》詩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兩宋時期，涌現出多種談論官員行政治理的著作或文辭，如《官箴》《作邑自箴》《仕學規范》《百官箴》《州縣提綱》等。這些源自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思考，較好地指導新任官吏快速適應工作，恰當應對與處理各類日常政務。

宋朝許多士大夫都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熏陶，在施政過程中，能夠較多地考慮廣大民眾利益。不論高居廟堂之上，還是遠處江湖之外，往往皆為改善百姓生計，維持社會安定，而不計較一己得失榮辱，試圖努力有所作為。北宋政治家蔡襄認為，王朝頒布的政令，皇帝對百姓的恩惠，從中央與地方行政部門執行下去，“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于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⑥并明確指出基層官吏對于國計民生的重要性。歐陽修《豐樂亭記》說：“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即地方長官的職責就是報效君主和國家，使百姓生活和諧，安居樂業。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仕宦不久的蘇軾任鳳翔府簽判，所作文章《喜雨亭記》中，亦明顯反映其與底層民眾同憂共樂的思想。蘇轍年輕中舉，在《上樞密韓太尉書》里坦陳：“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使得悠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在等待選官期間，他把學習政事處理確定為主要任務之一。

從政為官的箴言文辭

宋代諸多文官士大夫努力做事，勇于擔當，奮發進取，展現出高度的責任意識。因此，也有人專心用力，在實際政務活動中，冷靜觀察，總結經驗，不斷考究鉆研，逐步形成一些從政為官的積極理念或箴言文辭，用來引導、鼓勵同道后輩，以便使諸類政事得到妥當處理。這些理念箴言不僅在當時廣泛流傳，而且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例如，范仲淹倡導“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⑦，主張勇于任事，敢于擔當，甚至為公事不惜觸怒龍顏或忤逆當權者的不合理意愿。包拯曾作《書端州郡齋壁》詩言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其主旨在于表明，為官必須嚴于律己，清正廉潔，堅守正義，盡職任責。朱熹在《跋余巖起集》中回憶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余論，睹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李元弼在《作邑自箴》中總結：“公事如家事，官物如己物，豈有不集不惜者耶？”也就是說，官員要將國家公事當作私事盡心去做，將政府財物視同私家珍重愛惜，那么政務必會處理完善，也不會出現公物浪費現象。呂本中《官箴》所謂：“處官事如家事，然后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宋代士大夫們積極倡導的為官從政之道，主要以國家公事為重心，努力勇敢地追求正義光明，試圖實現人生的真正價值。兩宋時期，涌現出眾多杰出的士大夫文臣，其為官事跡與治國理政實踐，成為當時以至后代的突出典范。《宋史·畢士安傳》載，宋真宗時畢士安曾評價寇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冬，遼軍大舉南下攻宋，很快包圍河北澶州等地，威逼京城，朝野洶洶，君臣震恐，一時之間遷都逃跑論調甚囂塵上。時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寇準力排眾議，堅決反對南遷，力主英勇抗敵，促使皇帝親往澶州前線，臨陣督戰，從而力挽狂瀾，穩定軍心，同仇敵愾，最終使敵軍受挫，宋遼雙方簽訂“澶淵之盟”。兩宋之交，趙宋王朝的存亡幾乎命懸一線，李綱、宗澤等人不顧個人安危與榮辱，挺身而出，奮勇抗爭，為國盡忠。陸游、辛棄疾等人，則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愛國詩人或詞人，他們長期在地方任職，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句，讀來令人深受觸動。南宋末年的文天祥等人，更能用自己生命去踐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屈志節。正如蘇軾《上神宗皇帝書》所云：“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士大夫忠心為國，盡心公事，自然反對因私而逐利弄權。司馬光在《諫院題名記》中指出，朝廷諫官之職就應該摒棄私利，一心為國，“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范純仁是范仲淹之子，《宋史·范純仁傳》載：“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意思是他推薦給朝廷的人才，目的都出自為國選才，非為私人恩惠而收買人心。歐陽修《鎮陽讀書》詩曰：“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

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與憂國憂民意識空前高漲。盡管當時諸多文臣士大夫之間政見不同，甚至沖突相當尖銳，但在本質上很多人卻因受到忠君愛國精神的感召與鼓舞，豪情滿懷，忠勇直前。例如，李師中《送唐介》詩句：“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對于這種社會風氣，《宋史·忠義傳》總結：“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

宋代部分文官士大夫倡導“以天下為己任”“先憂后樂”的處世精神，在現實社會中逐漸發展，上升成一種為官從政而堅守正義的鮮明特點。他們矢志不渝，一心向學，摒棄私心，盡己之責，努力至誠地應對處理各種政務，全心為民，忠君愛國。在宋廷面臨危難時，他們又勇于任事，奮起抗爭，甚至不惜以生命與國同存亡。雖然，兩宋長期面臨內憂外患的侵擾威脅，但最終卻能綿延三百余年，這些無不與當時士大夫的獨特精神氣質，及高尚的志向追求之間具有密切關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兩宋文士論兵風尚與軍政變遷研究”（項目編號：23BZS04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四《大學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②[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六八《與黃校書論文章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③[宋]蘇軾：《蘇軾文集》卷十《鳧繹先生詩集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④《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⑤[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附錄六《清憲公續定規矩》，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⑥[宋]蔡襄：《蔡襄集》卷二九《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⑦[宋]晁說之：《晁氏客語》，《全宋筆記》第1編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責編/李丹妮 美編/楊玲玲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